陆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据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所谓“对等关税”，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全球贸易秩序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形势接下来会向什么方向演进，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但在喧嚣的舆论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三个思考锚点：一是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二是中国需要加大力度扩大内需；三是要以扩大开放应对逆全球化的历史倒车。
首先，面对美国滥施关税，舆论场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应该说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去全球化时代到来”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被反复言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特朗普2.0所采取的很多破坏性政策，并不会改变全球化的趋势。以近期的所谓“对等关税”为例，美国加征关税并不断升级，在逻辑上是一个死胡同。因为美国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与中国量级相当的制造供应方，来满足其国内的产品需求，加征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将转化为美国国内的消费价格上涨。这对于美国政府的居民满意度将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高关税实际上最终很难持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所谓“对等关税”理解为是美国跟各个国家、各个贸易伙伴进行谈判的筹码。
也许没有比当下这个时刻，更加需要坚定对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信心，也即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分工以及自由贸易，总体上提高了全世界居民的福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贫富不均，比如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和相对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分配不均等。各国都需要在公平分配全球化的好处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正确的道路并不是去全球化。在这一点上，我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坚定不移地朝着持续深化改革和开放的方向推进，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也表明传金所，我们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开放的步伐也不会慢下来。
因此，短期而言，美国政府如果对中国加征关税，那么我们该反制就反制、该应对就应对；但从长期上看，中国经济持续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
其次，面对美国挥舞关税大棒，我们该怎么应对？答案非常清楚，无非就是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就是一部分企业出海，应该说前些年我们在消化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有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采取出海策略。
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提振内需。在当前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必须要着手完善收入分配，具体而言就是解决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让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收入分配有利于提振消费，从而消化国内产能，使得中国的制造业生产企业可以从更多地依赖出口，转向更多地面向国内市场。这是化解贸易冲突负面影响的一个潜在手段。
当前收入分配不够完善的原因，除了关注度较高的社会保障不够健全的问题，还有至少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的结构。相对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而言，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占比偏低，制造业的占比相对偏高。这样的产业结构相对来说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增长。因为制造业总体上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提高就业、提高劳动收入，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消费，改善国内的需求结构，并有助于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摆脱对于外向型出口的过多依赖。
二是要减少国内地区之间和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内卷式”竞争。在一些行业领域，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对GDP增长仍待进一步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不能同比例地转化为居民的福利增长和消费增长。所以刺激内需就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背后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第三，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总体上对外出口更多的是制造品。中国跟美国之间，制造品的出口是顺差，但服务贸易方面是逆差。这个事实我们应该向国际社会说明，中美之间的所谓“贸易不平衡”不是美国政府所称的那样，实际上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与美国存在巨大逆差。当前，中国对于外国货物商品的进口是比较开放的，但对于服务的进口还存在一些限制。因此，或应在服务贸易领域更多地开放，允许外资进入以及国外的服务卖到中国，其中包括金融、咨询、法律服务、电信、电影和文化产品等。
外国服务产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能够起到多重正面效果：一方面可以平衡中国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进入中国，可以弥补中国国内在一些领域的服务供给不足，或者服务质量不够高、服务的多样性不足等短板，更好地满足中国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对于服务产品的需求；同时，服务开放从长期看，也有利于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出口，因为当前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增长非常迅速，中国的服务出口也在快速增长，比如近年来中国的短剧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等。中国更多地在服务贸易领域实施开放政策，并参与到服务贸易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传金所，实际上也有利于中国的服务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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